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力场形成乘数效应有五要素：制度红利、移民基因、大学群、强力需求、强势资本。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珠三角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在即，可以预见的是，一批湾区城市将快速崛起。

与此同时，若要比肩纽约、东京等世界级湾区，粤港澳亦面临不少挑战。

在新的全球和国内产业竞争格局中，如何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从0到1、1到100的突破，将成为大湾区亟待攻克的难点。

近日举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力报告2018》，并举行了“粤港澳格局下：大湾区城市群崛起的新机遇”的高峰对话。

机遇与挑战

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指出，中国经济的动力在湾区和城市群。大湾区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向价值高端迈进、提升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增长极。

时代中国集团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丘平也认为，城市群具备了“聚合效应”和“引领优势”，能够为国家培育新动能提供空间支撑。

丘平指出，不同于长三角、京津冀两个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种独特优势的叠加：它既拥有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也具有“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

丘平进一步表示，香港、澳门储存了大量高素质、国际视野的人才，特别是技术、金融、贸易方面，能促进区域全球创新资源的调动与配置，具备打造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和中国硅谷的潜力和基础。

2017年，珠三角仅凭借0.6％的国土面积和全国约5％的人口规模，创造了13％的全国GDP总量。“这充分体现了珠三角穿越时间周期的经济活力。”丘平说。

但粤港澳大湾区也有其自身问题。自2008年来，珠三角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近年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上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制度红利、要素红利在逐步消退。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离世界一流湾区还有一定差距。

公开资料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仅为2万多美元，和其他世界级湾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旧金山湾区人均GDP为10万美元，纽约大湾区人均GDP为6万美元，最低的东京大湾区也有4.1万美元。

财经评论员、学者吴伯凡表示，加州占美国GDP的17%—20%，粤港澳大湾区占中国的GDP接近13%，以0.6%的土地创造了这么高的GDP，确实了不起。但在世界范围内对比一下，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相当的发展空间。

湾区如何创新？

作为长期深耕珠三角的本土企业，时代中国发现，支撑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已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乘数效应。

吴伯凡提出，如果将一个社会的繁荣理解为一个磁场，当各种要素进入这个场后，就会产生力量的乘数效应，有巨大的放大作用。

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力场形成乘数效应有五要素：制度红利、移民基因、大学群、强力需求、强势资本。

一个地方的创业氛围的强度，与这个地方移民化的程度成正比。深圳移民的特征呈中心边缘结构而非分布式，与美国湾区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异。

世界一流的城市群都有一流的大学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大学不多，人才供给不足，大学间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互联互通，缺少聚集效应。

此外，与美国硅谷的创新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还面临需求不足、资本不足的问题。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副院长陈广汉认为，大湾区可以构建香港、广州为知识创新园区，深圳为知识成果转化基地，珠三角为产品应用的三位一体国际创新体系。

香港有5所大学都是QS排名前100的；广州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较多；深圳专利国际化程度很高，与东京、硅谷一起排名前三位，有强大的成果转化能力；珠三角制造有强大的配套产业体系。

体系内的创新要素对接需要跨境的自由流动。大湾区要降低体制差异，减少要素组合的成本。

形成体系后，大湾区还缺少成果转换平台和载体，陈广汉建议，大湾区可依托香港珠三角9市的科技园，形成环大湾区科技产业带。目前这一举措已经有部分成果，比如广深莞科技走廊、深港科技创新中心。

最后是建设创新组织和体制生态系统。

对于建立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美国有成功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产生了2.8万项专利，但专利的转化不到2%。后来，相关法案提出将科技转化方案给大学，由大学负责成果转化，政府只提取税收，这激励了大学的成果转化能力，还有科研成果转化的动机。顾云昌表示，要形成创新高地，政府要创造更好的条件，包括营商条件、居住条件，让年轻人安心在这里创新。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应设立创业容错机制，“如果失败不是因为自己内部造成的，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包括员工保障。这样可以吸引创新创造性的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