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近年来，随着各地限购政策的出台，“借名买房”情形日益增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此系我国法律对房屋权属的形式要求。而我国民法又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之间自由订立合同，因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借名人依据合同约定要求登记人（出名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可予支持。”但由此便造成了法律层面的产权人与实际层面的产权人不一致的形态，从而由“借名买房”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问题在于，北京市高院对借名买房是否可予以支持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如何认定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法律并未给法官提供清晰的裁判规则，高院对此亦未作出明确规定。

本案中，原告林勇、林云主张林翔与林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恶意进行虚假交易，以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私自处分共有财产侵害其他合法继承人权利的目的，请求法院确认林一与林翔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林翔对此进行抗辩，主张其只是借父母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但就借名买房一事林一与林翔并未签订书面协议，这时，法院该如何判定林翔“借名买房”事实的成立呢？

就本案而言，法院认为在林一与林翔就“借名买房”一事未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仅凭林翔的陈述以及在庭审时提交的《房屋进住证明》、房屋供暖缴费通知、住房情况调查函回执、居委会证明等证据，并不能证明林一与林翔就“借名买房”存在口头约定。并且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提交的证据来看，法院无法查明房屋的出资、使用情况，也无法查明购房票据及房产证的持有情况。加之，在借名买房关系中也需存在一个合意，即借名人与被借名人就房屋所有权的归属达成一致意见，即使如林翔所述其与林一就“借名买房”存在口头约定，但林一在生前的公证遗嘱中表示要将涉案房屋留给林翔，据此可认定林一与林翔并未就房屋的所有权属于林翔达成合意。故法院无法认定林翔“借名买房”的事实成立。

另外，本案审理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林一与林翔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过户房屋的合同性质该如何认定。在本案中，林一与林翔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是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林翔名下，但林翔并未支付合同中约定的对价，名为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